中新社北京11月14日電 題：自然法如何破解動蕩時代的“叢林法則”？

　　作者 史蒂芬·布勞爾 瑞典“一帶一路”研究所所長

　　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動蕩與分裂，冷戰(zhàn)思維沉渣泛起，地緣政治沖突此起彼伏。究其癥結，在于人類依然深陷“叢林法則”思維范式和權力驅使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中。要破除弱肉強食的“叢林法則”，國際社會應重申人類與生俱來的良善和創(chuàng)造力。在此背景下，源于古希臘哲學的自然法學說，以人性本善、天賦人權、平等原則、公正至上為理念，或可為解決當前國際關系癥結提供古老智慧。

　　現實政治的“叢林法則”不可避免？

　　“叢林法則”，是17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·霍布斯(Thomas Hobbes)提出的思維范式，已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。該理論的核心假設為人性本惡，生而自私，國際社會是一個無序的自助體系，必須通過強權統(tǒng)治維持秩序，以避免社會陷入混亂。

　　“叢林法則”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。歷史上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(Klemens von Metternich)、英國政治家羅伯特·斯圖爾特(Robert Stewart)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·基辛格(Henry Kissinger)等均勢理論家，都持有這種“叢林法則”思維，主張只有擁有絕對優(yōu)勢才能維系國際秩序穩(wěn)定。現實中，以此為政策依據的國家，則奉行“強權即真理”，將霸權作為本國追求的目標。

　　在我看來，這種將人類與野獸相提并論的觀點，直接否定了人類獨特的良善和創(chuàng)造性思維，也成為當前地緣政治沖突的癥結所在。一些崇尚“叢林法則”的國家，將道德、正義感甚至經濟政策中科學有效的原則視為不切實際的幻想，認為它們在政策制定和解決國際政治爭端時毫無用處。這種赤裸裸的權力斗爭與私利博弈，破壞了國際社會通過追求人類共同目標來建構國際關系的愿望，繼而引發(fā)全球的危機和動蕩。

　　自然法蘊含的“智慧之仁愛”

　　超越不同文明的共同準則究竟是什么？國際社會需要制定怎樣的規(guī)則，才能真正反映人類與世界的關系？

　　在我看來，這些準則的存在應不削弱世界的多樣性，反而能彰顯人類社會和不同文明具有的普遍特質。

　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法學說，或能為結束地緣政治動蕩與弱肉強食的“叢林法則”提供新的可能。

　　自然法的思想淵源，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。這一古老的哲學理念，主張人類本性中存在著普遍適用的道德準則，一些權利因人類本性中的美德而天然存在，包括天賦人權、平等原則、公正至上等理念。

　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，德國思想家戈特弗里德·威廉·萊布尼茨(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)進一步發(fā)展和闡釋了自然法學說。他認為，即便語言不通、文化迥異的國家或文明，也能在秩序中找到共鳴，并將這種理念稱為“智慧之仁愛”，即是對全人類的關愛。

　　萊布尼茨與孔子隔空對話

　　萊布尼茨的政治思想，力主人性中的善和正義，與霍布斯的“叢林法則”截然相反，卻與中國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及《易經》中的觀點異曲同工。萊布尼茨認為儒家思想強調道德修養(yǎng)和社會秩序，與西方哲學中理性主義傳統(tǒng)相似。此外，萊布尼茨認為宇宙萬物存在內在規(guī)律性，同樣與孔子的天命觀存在契合之處，均體現了人類思維與自然相統(tǒng)一的原則。

　　萊布尼茨雖從未到過中國，但他始終對中國文化懷有濃厚興趣。通過與在中國的傳教士保持書信往來，萊布尼茨向他們請教關于中國的問題，這也對其學術產生了很大影響。例如，來華法國傳教士白晉對《易經》有較深研究，在往來書信中，他向萊布尼茨介紹了《易經》相關內容。萊布尼茨晚年還撰寫了《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》，闡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自然法理念與中國文化的相似性。這一論著至今仍是架設中歐思想橋梁的基石之一，為當下中歐文明間的交流和共鳴奠定了基礎。

　　從思想上重塑國際關系準則

　　將對人性的基本理解擴展到更廣闊的國際領域，可以看到世界正在分裂出兩種對立的理念：一方是單極世界格局——美西方國家繼續(xù)基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(tài)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原則主導全球秩序，在殖民主義、文化和種族優(yōu)越論的舊世界里繼續(xù)推行霍布斯式的“叢林法則”；另一方是新興經濟體和發(fā)展中國家，倡導塑造以和平與發(fā)展為導向、尊重所有國家主權的國際關系新準則。

　　當今歐洲思想界面臨的重大挑戰(zhàn)，在于人們拋棄了萊布尼茨的哲學體系，而以霍布斯的“叢林法則”取而代之。然而現實是，當面對關稅和貿易壁壘，以及金融、貨幣危機時，使用武力、沖突等暴力手段并不能解決問題，多極化的世界遠勝于帝國主義、霸權主義的單極世界，協(xié)商對話才能在促進國家間關系中發(fā)揮作用，并有利于更好應對全球性問題。

　　尊重文化與民族多樣性，必須遵循某些對世界發(fā)展至關重要的原則。當前，作為國際法與國家主權的重要框架，聯(lián)合國及《聯(lián)合國憲章》確立了主權平等、多邊主義、國際法治等基本原則，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礎；中國倡導的共建“一帶一路”和全球發(fā)展倡議、全球安全倡議、全球文明倡議、全球治理倡議，通過在全球框架內推動合作共贏與友好關系，也在為文明間的對話和相互理解提供思想智慧，引領人類文明邁向更加美好與安全的未來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要化解當今世界的種種危機，重拾自然法的思想精髓，同樣是實現各國相互理解甚至建立友好關系的關鍵路徑，并能為更好推動世界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發(fā)揮作用。

　　今天，人類面臨的挑戰(zhàn)不僅在于避免戰(zhàn)爭與沖突，更需要從因果關系的視角把握現實秩序，重新定義國家間關系的思維方式，尋找“叢林法則”的替代方案。構建維護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，需要付出巨大努力，但這也是人類社會掙脫地緣政治思維桎梏、通往真正和平與發(fā)展的必由之路。(完)

　　作者簡介：

　　史蒂芬·布勞爾(Stephen Brawer)，瑞典“一帶一路”研究所所長，廣東國際戰(zhàn)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員，曾任瑞典席勒研究所董事會成員，長期致力于“一帶一路”研究，在中外媒體及國際會議上發(fā)表多篇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