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北京3月13日電 題：“清華簡”中這匹馬，何以奔襲兩千年？

　　——專訪荷蘭學者武致知

　　作者 李紫薇

　　2026年1月，清華大學一場關于戰(zhàn)國竹簡的發(fā)布會引起學界關注——這次亮相的并非常見的政治文書或禮制文本，而是一批專門討論“馬”的竹簡。

　　對先秦社會而言，馬不僅是生產(chǎn)與戰(zhàn)爭的工具，更是一門技術、一種制度，甚至是一種文化形象——而這套竹簡，恰恰讓這一點在史料上“清晰可見”。近日，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荷蘭學者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武致知(Rens Krijgsman)，探討這批馬政文獻的學術價值及其所折射的先秦文明圖景。

　　現(xiàn)將訪談實錄摘錄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近2500枚戰(zhàn)國竹簡，被學界稱為“清華簡”。這批出土文獻對既有的傳世文獻體系帶來了哪些新的認識或修正？

　　武致知：清華簡有很多方面比較特殊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，就是它所涵蓋的文獻范圍非常廣。與郭店楚墓竹簡以哲學思想類文獻為主相比，清華簡雖然同樣包含大量哲學文本，但內容并不局限于此，還包括歷史類文獻，以及內容見于《詩經(jīng)》《尚書》等傳世經(jīng)典的篇目，同時也涉及陰陽五行等內容。從這個角度講，它更像是一個戰(zhàn)國時期貴族家庭所擁有的“小型圖書館”。

　　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，老師曾問過一個問題：牛津大學最早的圖書館有多少本書？大家往往會以為至少有幾千本，但實際上最初只有幾百本，規(guī)模并不大。反過來看清華簡，一個戰(zhàn)國時期的貴族家庭，已經(jīng)擁有六七十種不同內容的書籍，在當時的條件下，可以說是一個極其豐富的藏書體系。

　　而那些被帶入墓葬中的文獻，恰恰說明它們在當時被視為非常珍貴的材料。

　　在我看來，出土文獻最有意思的一點，在于它們能夠更真實地反映戰(zhàn)國時期思想的多元性和復雜性。如果只依賴傳世文獻來做研究，往往是不夠的，而出土文獻所呈現(xiàn)的，是一個尚未被“整理過”的思想世界。我們今天習慣于用儒、道、法等學派去分類，但在戰(zhàn)國時期，這種界限并沒有那么清晰。很多文本中的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。清華簡的價值，不僅在于印證或修正傳統(tǒng)認識，更在于不斷豐富我們對先秦歷史、文化和思想內涵的理解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在《清華大學藏戰(zhàn)國竹簡(拾伍)》中，首次集中公布了相馬、療馬、馴馬、馭馬等馬政文獻。你如何看待這批文獻在理解先秦以及世界科技史、畜牧史中的價值？

　　武致知：從馬政角度來看，清華簡中的這批材料，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一批相關文獻。實際上，很多古代知識未必會被系統(tǒng)寫下來，即使寫下來了，也未必能夠保存到今天。尤其是像養(yǎng)馬這樣的技術，往往是通過師徒之間的口耳相傳來完成的。

　　但從清華簡馬政文獻可以看到，中國很早就開始嘗試把這些經(jīng)驗加以整理，并形成較為系統(tǒng)的知識體系。戰(zhàn)國時期尤其容易呈現(xiàn)出這一特點。在這些簡文中，無論是關于馬的疾病、訓練步伐，還是如何觀察馬的表情、判斷馬的性格，都已經(jīng)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分類和說明，說明這些材料是在一個長期積累的傳統(tǒng)中產(chǎn)生的，而不是某種“突然的發(fā)明”。

　　在全球范圍內，大致到公元6世紀前后，才開始逐漸出現(xiàn)將馬類知識較為系統(tǒng)地匯編在一起的傳統(tǒng)。以歐洲為例，早期相關知識主要依托拉丁語傳播，使用地方語言的情況反而較少，直到17世紀才逐漸增多。17世紀初的一些材料，在性質上與清華簡確實存在一定的可比性，但二者之間的時代差距比較明顯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從具體內容來看，這批馬政文獻在知識形態(tài)和實踐經(jīng)驗上，有哪些此前較少見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(jié)？

　　武致知：就此次公布的清華簡馬政文獻而言，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，在于它所呈現(xiàn)出的高度實踐性。比如在診療和判斷體系中，有非常具體、此前較少見的細節(jié)描述。其中一個特別生動的例子，是對馬耳朵朝向的觀察。這些簡文會詳細說明，耳朵朝前、朝后，或者一前一后，各自意味著什么。

　　如果真正與馬有過長期互動，就會理解這些描述的價值。馬之所以被視為“動物中的貴族”，正是因為它非常有個性，也很聰明，能夠表達自己的情緒。但由于馬的肌肉結構和骨骼體系與人類不同，它表達情感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樣，而耳朵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信號。這些文獻所呈現(xiàn)的判斷，顯然不是抽象推演，而是長期實踐的結果。

　　我個人的感受是，這些材料一看就知道不是“虛擬”的，而是基于真實經(jīng)驗寫成的。它們體現(xiàn)出一種對馬作為獨立個體的尊重，需要順著馬的性格去理解和駕馭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在《清華大學藏戰(zhàn)國竹簡(拾伍)》收錄的《馭馬之道》中，作者將馭馬之術與“治邦牧民”相類比，強調“徐圖緩進、恩威并施”。這種從技術經(jīng)驗上升到政治哲學的表達，在先秦思想史中意味著什么？在你熟悉的歐洲古典傳統(tǒng)中，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思想表達？

　　武致知：在古代社會中，馬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特殊地位的動物。它不僅是重要的生產(chǎn)和軍事資源，而且往往與貴族階層緊密相連。貴族在古代社會中，本身就深度嵌入政治結構之中，因此，馬與政治之間存在一種天然的聯(lián)系。以自然或社會經(jīng)驗來比喻政治治理，在中國傳統(tǒng)中也并不少見。這些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嵌入在一個更為復雜的知識體系之中。

　　在古希臘、古羅馬、古埃及等其他古代文明中，也同樣存在從技術經(jīng)驗隱喻政治思想相關的討論，但它們的文本結構往往比較多元化。還包括大量文學、哲學乃至形而上學層面的材料，與中國傳統(tǒng)一樣，呈現(xiàn)出多種思想并行發(fā)展的狀態(tài)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在你看來，出土文獻的英文整理和國際交流，將如何影響海外學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理解？清華簡在這一過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？

　　武致知：中國社會對清華簡等出土文獻的關注度其實非常高，學界內外都投入了大量熱情。但在歐洲，比如在荷蘭，并不會對這批新的竹簡材料有同樣的關注度，更多人可能仍然把目光投向古埃及或古希臘。這種差異本身，就需要在國際交流中被解釋清楚。

　　出土文獻的獨特價值，在于它把一些已經(jīng)中斷、失傳的知識重新帶回歷史視野。以馬政文獻為例，過去往往認為有關養(yǎng)馬、治馬、駕馭馬的技術傳統(tǒng)主要沿著中東—埃及—希臘這條路線傳播，但這些材料的出現(xiàn)，讓我們意識到歷史的脈絡要復雜得多，它甚至在時間軸上向前延伸了數(shù)百年。

　　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清華簡不僅是在補充中國自身的歷史，更是在把中國的經(jīng)驗寫入世界史。英文整理和翻譯的一個重要目的，就是為全球學者提供一個便利的研究工具。無論是研究古埃及、古希臘，還是更廣義的古典文明史，都能通過這些材料，看到一個更加多元、立體的世界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武致知(RensKrijgsman)，荷蘭人，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博士，現(xiàn)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，入選2022年“仲英青年學者”。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、秦漢出土文獻、寫本文化研究等?，F(xiàn)任歐洲簡帛學會委員會秘書長，《簡帛》英文刊副編輯，《饒宗頤國學院漢學叢書》編委委員，《亞非學院院刊》國際顧問委員等。著有《早期中國的合集：格言、記憶、詩歌與數(shù)術》《〈清華大學藏戰(zhàn)國竹簡〉研究與英譯6：〈鄭武夫人規(guī)孺子〉諸篇》等多部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