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西問|丹麥漢學家曹伯義:陳季同如何向西方“自畫”中國?
中新社福州2月27日電 題:陳季同如何向西方“自畫”中國?
——專訪丹麥前駐上??傤I事、漢學家曹伯義
中新社記者 龍敏

1884年,時年33歲的中國外交官陳季同,在清朝駐巴黎使團任職期間,直面歐洲社會對中國的偏見與誤解,用法語著就《中國人自畫像》,以跨文化視角系統(tǒng)闡釋清末中國社會生活,回應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偏見。該書一經(jīng)出版,便迅速被譯為多種歐洲語言,成為近代中國向西方發(fā)聲的重要文獻。
如今,歐美社會對當代中國的認知仍存片面性與主觀性。當年,陳季同如何向西方“自畫”中國?其經(jīng)驗對當下講好中國故事有何啟示?近日,丹麥漢學家、丹麥前駐上??傤I事曹伯義(Carsten Boyer Thøgersen)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,探討上述問題。
現(xiàn)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中新社記者:作為致力于漢學研究數(shù)十年的漢學家,您先后研究了陳季同、辜鴻銘、林語堂三位近代學者。陳季同為何被譽為“中國近代中學西傳第一人”?
曹伯義:陳季同、辜鴻銘、林語堂三位學者,英文或法語的口語流利,書面表達也無懈可擊。并且,他們極其熟悉西方人的思維,更重要的是,他們都致力于將中國的文化和思想介紹給西方世界。
陳季同1851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,16歲時考入位于福州的馬尾船政學堂(建立時名為“求是堂藝局”)學習法語。1874年至1890年,他先后赴倫敦、柏林、維也納等地,特別是巴黎,為清廷的駐外機構工作。
1884年,33歲的陳季同用法文寫就他最著名的作品《中國人自畫像》,由此被譽為“中國近代中學西傳第一人”。

中新社記者:陳季同在歐洲居住了16年。在19世紀西方普遍誤讀中國的背景下,他通過《中國人自畫像》主動展示中國形象。在當時的中西關系背景下,這樣的“自覺發(fā)聲”為何彌足珍貴?
曹伯義:要理解這份珍貴,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。19世紀中期,中國在兩次鴉片戰(zhàn)爭中均告失敗。隨后,包括洋務運動參與者在內(nèi)的精英階層意識到,不僅有必要與強大的歐洲國家建立聯(lián)系、增進了解,也要主動將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傳遞給西方。陳季同的寫作正是基于這一需求。
令人驚訝的是,陳季同在逾140年前討論的一些話題,在今天的中西方討論中仍然被觸及。
例如,在談到對中國科舉教育和官員遴選的看法時,《中國人自畫像》書中寫道,士農(nóng)工商四個階層的人都可參加考試,以博取功名。雖然這種考試競爭非常激烈,但這種平等的參與權,在實質(zhì)上,遠比國外人們所崇奉的“永恒原則”和載在“人權”中的所有條文都要珍貴。
這一看法,與我今天在中國聽到的一些觀點相當相似,盡管已經(jīng)過去了逾140年。我很驚訝,陳季同在當年就有這樣的視角。

中新社記者:《中國人自畫像》出版當年就在巴黎多次再版,此后還被翻譯成英文、德文出版。與同期西方傳教士、旅行者記述相比,他所塑造的“中國形象”在哪些維度實現(xiàn)了認知突破?
曹伯義:《中國人自畫像》在19世紀末的歐洲曾十分暢銷,很快被譯成多種歐洲語言。這不僅因為其文筆極佳,更因它迎合了當時“中國風”潮流下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。
但進入20世紀后,這本書在歐洲逐漸被遺忘。當時,西方眼中的中國成為一個遙遠、落后且無關緊要的國度,缺乏歐洲的力量與活力。
在中國,這本書也長期被忽視。一方面,中國讀者認為書中內(nèi)容淺顯平常,而陳季同使用的法式表達讓中國生活顯得“陌生”。另一方面,1911年清朝覆滅后,陳季同所屬的官僚階層成為歷史。中國社會轉向了新的目標,與傳統(tǒng)思維產(chǎn)生了距離。
直到1998年,《中國人自畫像》的中文譯本才首次出版,中國國內(nèi)對陳季同的研究也逐漸興起。與帶有主觀視角或獵奇心態(tài)的西方傳教士、旅行者記述相比,陳季同的突破在于“以中國人的身份講述中國故事”——他既不刻意迎合西方偏見,也不回避文化差異,而是以平等姿態(tài)呈現(xiàn)真實的中國文化和社會。這種“自我講述”讓西方看到了一個更立體、真實的中國,而非被他人塑造“建構的他者”。

中新社記者:在當今時代,陳季同“留存文化精髓又適配西方表達”的智慧,對中國文化國際傳播有何借鑒意義?
曹伯義:200多年來,盎格魯-撒克遜文化一直占據(jù)全球主導地位,先是大英帝國,二戰(zhàn)后是美國。隨著時間的推移,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將越來越為世界所熟悉。
中國思想是以務實、包容、和諧為基礎的,它不追求主導地位,也不打算取代其他文化。這與孔子的“和而不同”理念一脈相承——和諧如同和弦,需要由不同的、獨特的音符組成,多樣性是和諧的前提。
世界上如果只有單一的音符,就無法形成音樂的多樣與和諧。正如生物多樣性維持了自然界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,文化多樣性同樣滋養(yǎng)著文明的靈感與延續(xù)。
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必將被認可為世界主要文化思想之一,但中國思想的“DNA”決定了它將為其他文化留出空間。
中新社記者:陳季同“自畫像”實踐源于福建船政文化的西學啟蒙。如今,福建是“海上絲綢之路”核心區(qū)。我們應如何將陳季同“以文為橋”的歷史資源和傳統(tǒng)智慧,運用于當下中外文明對話?
曹伯義:今天,當我讀到中國近年來提出的四項全球倡議時,仿佛也聽到140多年前陳季同的聲音。他主張,中國樂意參與任何以“不同民族和平共處、改善民生”為前提的全球合作。
陳季同以文化為橋梁,增進中西理解的思想,在今天仍具有現(xiàn)實意義。借助陳季同這類歷史人物的實踐經(jīng)驗,我們既能挖掘地方史中的文化交流資源,也能汲取“主動對話、平等交流”的智慧,為當下的中外文明對話提供歷史參照與精神支撐。(完)
受訪者簡介:

曹伯義(Carsten Boyer Thøgersen),丹麥前駐廣州、上??傤I事,曾在丹麥外交部、歐盟委員會、私營企業(yè)和丹麥大學任職,曾任丹麥哥本哈根商務孔子學院院長。研究領域為丹中貿(mào)易與投資、中國企業(yè)對外投資。著有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》(China in the 1980s)和《從堅實的過去到充滿活力的現(xiàn)在:1846年至2006年間大上海地區(qū)的丹麥人和丹麥公司》(From a Strong Past to a Dynamic Present: Danes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, 1846 to 2006)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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